俗話說，掛羊頭賣狗肉。現在這句話遠遠過時了，在這兩天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現在掛羊頭可以賣各種肉：鴨肉、鵝肉、甚至狐貍肉、老鼠肉，而且還可能是各種肉摻雜在一起的復合肉!為什么一邊是不斷地查處打擊，一邊食品安全事件卻是隨時都會發生，這種造假的方式不斷的升級、翻新，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食品安全的監管，究竟哪里還存在著誤區和盲區?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著名財經評論員劉戈共同評論。

　　山東陽信被曝羊肉卷摻假，鴨肉、鵝肉、狐貍肉冒充羊肉。最便宜的現在6塊5(一斤)。制售假羊肉，不法商家上門推銷。換了狐貍肉，多賺一點。造假方式升級翻新，監管如何破題?

　　上海新品南北干貨批發市場是上海市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之一，在這個批發市場記者發現，混合肉卷在這里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攤主們，私底下告訴記者，這里的售價占每斤20元以下的基本都是混合肉卷。

　　5月6日，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通報了無錫特大制售假羊肉案查處情況。上海相關監管部門共出動200多人次執法人員，進行了相關查處。其中犯罪嫌疑人衛某，利用山東部分狐貍養殖戶，剩余下來的狐貍肉，加工成假羊肉進行販賣，并且采用了更為隱蔽的點對點銷售方式。

　　閻祖強(上海市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銷售模式是門對門上門推銷，對一些猶豫的店家，采取了先銷售后付款的方式，并且如有銷售部掉要退貨，他要負責回收。

　　現已查明證實，犯罪嫌疑人衛某，制售假羊肉后，銷售給上海農貿市場內的9家個體小食店。據統計，涉案問題羊肉制品共計70余公斤。衛某原本是一個普通的羊肉商販，但是當山東的假羊肉販子主動上門推銷時，為了更大的利益，鋌而走險。

　　衛某(犯罪嫌疑人)：總的來說，真的羊肉說少賺一點，換了狐貍肉，多賺一點。因為我們是家庭小作坊，也沒什么工作，也就是想多賺一點錢。

　　衛某說，大量用狐貍肉作為制假的原料，除了便宜外，可能味道和羊肉相近。加工起來比較簡單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為繼續加強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力度，兩高有關負責人在5月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新的司法解釋，對食品安全犯罪做出了從嚴的懲治規定。

　　孫軍工(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鏈條性、團伙性等特點。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僅要嚴厲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實行行為，還要依法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種幫助行為。

　　真假羊肉其中的利益差很大

　　因為羊肉的需要量很大，比如涮羊肉、羊肉泡饃等等，需求量很大，但是羊肉的生產又不可能去大規模的滿足這種需求，所以這也是一個巨大利益差。比如羊肉現在有一斤最低20多塊錢的，但一般的禽肉可能幾塊錢一斤，所以這個利益差是很大的。

　　這幾年，整個我們國家特種養殖業發展很迅速，特種養殖就是，比如說我們需要貂皮等等，那么這樣一些特殊的動物就被養了，但是實際工業用處只要這些特種養殖的某一個器官，比如一般的皮，它的肉的去處就是一個大問題。那么鹿肉，或者是貂肉等等，平常消費者一般不吃這些肉，所以這些大量的肉的去處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幾年，整個國家的不斷的進行布控，所以大的一些超市就不敢輕易地進這些不合格的東西。那么剛好有一些死角，比如像一般的農貿市場離家庭也很近，都是個體經營，所以也容易被攻破。那么最薄弱的地方，恰巧就是這些最容易造假的地方，這又是未來的監管最難的地方，因為這些小商戶隨時在變，這些小商戶進貨的來源也不可能隨時都盯著，所以未來對這一撥人，要怎么來更重點的盯一下。

　　食品造假等于是變相的投毒

　　過去我們全中國的食品監管往往是運動式的監管，比如說這一段時間要開什么重要的會議了，食品安全會議了，可能開始把這些非法的抓起來，等到風聲一過，原來的這些做假的企業又開始恢復生產。那么怎么才能夠對于這些企業進行重重的打擊，不至于總是出現過一陣子又起來?所以今年兩高出臺的新的解釋方案是特別好的。

　　管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熱爐效應，比如說有些規則，他碰了一次之后，以后一輩子他再也不敢碰了。食品安全規則就是要達到這種程度，因為食品安全是人吃的東西，造假就等于是變相的投毒。但現在有人說這個東西吃了以后，沒把人毒死，它就制一個假的，對危害性認識不清楚。所以出現這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針對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有多少人判得很重的刑。所以我們很多人就認為，我們過去的食品安全犯罪成本很低，被擊落的機率也很低，所以這才是導致老是出事兒，老是沒有嚴重的打擊。

　　對監管部門也需問責到位監管部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對犯罪分子要入重典，這沒有問題。但是反過來，對于監管部門的責任，是不是也需要問責到位呢?兩年有2088個人因為食品安全的問題被判了刑。但是反過來我們要問一句，那么這兩年來，有哪一些政府的相關部門由此被處分、負責、免職，或者判刑呢?我們的食品安全法是1994年制定的，現在過了這么長的時間，整個食品的生產方式、運輸方式、交易方式都發生了大的變化，那么原來的法律是否還能夠適用?還能夠讓這些相關的監管的官員，他們能夠克盡職守，能夠在新的形勢下去履行他們的責任?那么這個時候，我覺得需要有一種行政的問責機制，需要修改相關的法律，讓監管部門更多的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

　　比如說，以前工商部門和質檢部門兩家分著，質檢部門管企業生產，工商部門管市場。那么管市場的人不具備監測的技術手段，所以經常互相是兩張皮。現在你會發現，從假羊肉的事件，山東在進行鴨肉做成羊肉的生產，在無錫生產成了羊肉卷，然后賣到上海。在這個過程里要經過好幾個省。那么如果各個地方之間，就是說生產端和市場端的監管部門是分離的，互相之間沒有一個工作機制，那么它就很容易滋長。那你生產反正不在我這兒賣，那我就不去管。在市場部門查到的東西，這個廠子不在我們這兒，所以我也不去管。

　　現在比如我在超市里買了一個什么產品，我吃壞肚子了，我去相關部門去舉報，會遇到無數的問題，最后我要掏錢，最后所有的人都會放棄這樣的一個權利。現在反過來說，如果消費者有了問題以后，我們新組建的更高一個層級的食品安全監管部門，他們能夠去主動的去對于消費者進行的舉報進行檢測，給出一個答案。這樣就是把整個機制變過來，不是像以前我騎著摩托車，帶手電筒去一家一家去查。而是說我們更多的利用法律的手段，利用整個群眾的手段，利用技術的監測手段，來對整個食品安全形成一個監控網。